多地将“惩戒打假人”纳入官方文件，吉林已将143人列入黑名单

近年来，一些职业打假人打着“维权”的旗号，实则以高额索赔为牟利手段，频繁采取“知假买假”“恶意举报”“虚构事实”等方式对企业发难。酒类行业更是重灾区，不少商家因此背负沉重经济损失和诉讼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湖北、山东、上海、吉林等多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始着手整治，将遏制职业打假行为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以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合法经营者权益。其中，吉林还将143人列入黑名单，遏制了职业打假人对企业的“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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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将“惩戒打假人”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报告中

为遏制牟利性维权，近年来多个省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续出台针对性政策，并在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将“惩处职业打假人”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这也标志着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政策导向已出现明显转变。

其中，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恶意投诉举报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在制度层面对职业打假行为亮明态度。政府报告显示，吉林已拒绝受理267件恶意索赔案件，并将143人列入黑名单，有效遏制了职业打假人对企业的“围猎”。

山东新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印发了《依法有效应对职业投诉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指导意见的通知》，将职业打假纳入营商环境治理框架，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应对思路。此外，新泰市还在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持续完善营商环境包保和制度保障机制，牵头组织公安、司法、营商环境、商务等部门出台的应对职业打假人滥诉的政策措施，促进线下商超和线上电商良性发展。

上海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了《优化营商环境依法规范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实施办法》，通过数据共享与信用惩戒机制，对频繁滥用投诉举报资源的职业打假人进行限制，从源头上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

山东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出台了《市场监管领域恶意投诉举报行为暂行规定》，明确列举了11类典型的牟利性行为，例如超量购买索赔、索要不合理高额赔偿等。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实行动态更新，对高频次的恶意投诉直接驳回。

河南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充分利用12315平台统计职业打假投诉数据，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联合司法、公安部门开展专项治理。更早前，河南还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包容审慎监管规范》中提出，对食品标签等轻微瑕疵免于处罚，进一步压缩了职业打假人的牟利空间。

青海格尔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强调跨部门联动，与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对食品标签、广告等领域的批量举报予以重点打击，一旦发现涉嫌敲诈勒索，立即移送司法机关。

这些地方性举措共同释放出一个信号：职业打假行为正从过去的灰色地带逐步被制度性约束，政策工具已开始发挥治理作用。

从政策层面收紧到实际案例落地，职业打假人的地位和行为界限正被不断重新界定。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案例对“以维权为名、实为牟利”的行为划清了界限。

例如，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起案件。原告李某在某餐厅购买了8瓶奔富Bin 407，总价10304元。经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调查，确认涉案产品确实存在标签不合规问题，涉及冒用武汉某公司企业名称。但法院认为，当地市监局已经对该餐厅进行了警告和罚款，此外，法院还发现李某存在多起相关诉讼，不属于一般消费，故拒绝李某提出“三倍赔偿”要求。

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上海。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的判例显示，王某在安亭镇一家杂货店购买了18瓶奔富389，总价10440元，理由是商品无中文标签，遂要求商家支付十倍赔偿。但法院查明，王某在全国多地涉及类似诉讼，且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其并非“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者”。最终，法院驳回了其赔偿请求。

由此来看，无论是地方政策还是司法判例，都体现出一个趋势，打击恶意维权、规范市场秩序，已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对于酒类等高频遭遇职业打假的行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更稳定的发展环境，也让合法经营者能够将精力回归到产品与服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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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实施，酒商或将摆脱职业打假“阴霾”

这些案例不仅表明政策方向的转变，也让更多酒商看到了希望。对于不少酒商来说，这意味着恶意索赔的空间正在收窄，他们在经营上的顾虑也随之减少。不仅给企业减轻了负担，同时也促使大家在日常经营中更加注重合规与细节。

山东一位曾经被职业打假人“盯上”的餐饮商家则回忆，当时因为一批进口葡萄酒的外文标签存在瑕疵，他连续遭遇索赔，甚至被威胁如果不私下赔钱，就会上诉到底。“那时候压力特别大，律师费、时间成本都不小。最后法院判决支持了我们，但整个过程非常折腾。”

他还表示：“很多职业打假人其实并不想打到底，因为他们自己也清楚，诉求里往往存在漏洞。只要商家敢于据理力争，依法应诉，就能减少被恶意牵制的机会，现在有了相关政策，至少能让企业更有底气去应对，不至于被动妥协。”

南京一位葡萄酒酒商孙广富告诉WBO，过去几年，他们最头疼的并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职业打假人。很多时候，对方买酒并不是为了喝，而是专门盯着标签、条码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一旦发现差错，就立刻要求高额赔偿。“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和钱去打官司，但这些问题对真正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影响，却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麻烦。”孙广富说，现在政策明确把职业打假列入治理范围，意味着商家不用再为这些“钻空子”的索赔担惊受怕，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升产品和服务上。

山东葡萄酒商李航对WBO表示，之前面对职业打假人，我们只是一味地被动挨打。“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平时就应该从‘打假人挑毛病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产品，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检查好，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我们在日常经营中，更加注重细节。”

对于酒商而言，在面对异常投诉时及时与市场监管部门沟通说明，必要时通过律师介入，防止纠纷扩大化。这既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也是推动行业合规升级的过程。

无论是经销商还是曾经遭遇过职业打假的商家，都普遍认可政策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但仅有政策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职能部门在实际执行中能够真正落地见效。具体效果如何，WBO也将持续关注。